人类的文明和智慧能够历经千百年保存下来，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实物，如建筑、钟鼎器物等；二是文字，如书籍等，以后者为主。在文字出现以前，保存文明和智慧主要是靠记忆，口口相传；文字出现后，则主要使用书籍。书籍是人类智慧的宝库，后人通过藏书读书著书，不断继承、发扬和创新前人的智慧，并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文人自古皆爱藏书，购得喜爱之书，再钤盖上自己的藏书印，或为记人，如籍贯印、堂号印等，以表示“为我所有”；或为记书，如校读印、观赏印等，以表示“为我所经眼、阅读、鉴赏等”；或为记事，如藏书时间，购书时年龄等；或为记言，如箴言印、吉语印、诗文印等，以表达印主的治学态度、个人修养、处世态度、抒怀、抒情或对书籍的感情等。可以说，古人的藏书印当中，蕴藏着古人的读书观和鉴赏观。

　　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六年刻本《周礼》中有一方朱文方印，印文“岂为功名始读书”，语出宋代戴炳的诗《自况》：“非图报施方为善，岂为功名始读书。”强调读书修身为先，还有更为人熟知的诗句“当年蓬矢桑弧意，岂为功名始读书”，强调读书立志为先。“蓬矢桑弧”，语出《礼记·内则》，按古时风俗，王公贵族家生下儿子，“射人”就用桑树枝弯成的弓，将蓬草箭射向天、地、东、南、西、北六方，祝愿其成人后志向远大、有所作为，亦取“男儿志在四方”之意。清代诗人蒋士铨，年少时因科举落第，情绪低落，他母亲是个明理贤德的女诗人，即以“当年蓬矢桑弧意，岂为功名始读书”的诗句劝勉他。最后蒋士铨成为乾嘉时期与袁枚、赵翼并称乾嘉三大家的诗人兼著名戏曲家。

　　关于读书目的的藏书印，国家图书馆还有清嘉庆二十年刻本《三余偶笔》中的一方白文长方印，印文“一床书”，语出唐代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：“寂寂寥寥扬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。”在古代，床是供人坐卧依靠的家具，类似于茶几，并不是我们今天用作睡觉的床。卢诗意思是扬雄甘于寂寞，案头堆满了书，常年潜心读书著书。收藏者把“一床书”作为自己的藏书印，表达自己清心寡欲、不慕荣利，一心一意读书做学问的思想。

　　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一年兰雪堂刻本《桃花扇》中有一方朱文方印，印文“晴窗一日几回看”，该句内容最早出现在清初篆刻家林皋的一方印上，描绘了春日的晴窗下，印人反复构思印面布局、斟酌印文，聚精会神地将典雅的词句刻制在一方精美的印石之上，然后于掌上把玩、欣赏。诗句化用宋代黄庭坚《题刘氏所藏展子虔感应观音二首》之一，“晴窗”即“明窗”，表示明亮的窗户，“百回看”表达了观画的喜爱之情，“几回看”既表达了喜欢而反复看，亦表达了好时光要倍加珍惜。意即读书人在明亮的窗户旁，反复研读心爱的图书。

　　过于渴求功名利禄的人，读书可能是劳心之事，无暇欣赏书中的风景，无法体会阅读的乐趣；反之，把读书作为修身修德的人，会把读书当作福气，认为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

　　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中就有几方关于读书感悟的藏书印。一是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《金石契》中有一方朱文方印，印文“人有福方肯读书”，这应当是化用清代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中的“无事此静坐，有福方读书”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“无事”是一种忙里偷闲的简单幸福，能够在平静的书桌上，自由地读着自己爱读的书，则是满满的福气。二是清刻本《比邻集》中有一方朱文长方印，印文“不知所起一往而深”，语出明代剧作家汤显祖《牡丹亭》的题记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”本来这句诗是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开始是不知不觉、猝不及防，并不由自主的一往情深。刻成印章，钤盖在书上，也正是情感所致，表达了印主对读书的热爱之情在不知不觉中激发，且越来越深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三是明万历间刻本《石田先生集》中有一方白文方印，印文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”，清光绪间稿本《摘抄纲鉴便览》中有一方白文圆印，印文“绿满窗前草不除”，均出自宋末元初诗人翁森的《四时读书乐·春》，描写了春天阳光明媚，流水淙淙，鸟语花香，放眼望去，窗前绿意盎然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透露出印主在这美好的时光里，沉醉于读书的优美情趣之中。

　　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一句名言：“三日不读书，便觉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。”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，读书不在于破万卷，成为一个满身酸气的书呆子，重要的是一种感觉，让读书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，不读书就会感到有所缺和不安。